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异乡人

作者:〔美〕海明威 宗白译 摘自:微信公众号“经典短篇阅读小组”

秋天,战争依旧进行着,但我们再也不去打仗了。深秋的米兰冷飕飕的,天黑得很早。城市转眼间华灯初上,人们如果沿街看看橱窗,会很惬意。店门外挂着许多野味:雪花洒在狐狸的卷毛上,寒风吹起它蓬松的尾巴;掏空内脏的、僵硬的鹿被沉甸甸地吊着;一串串小鸟在风中飘摇,羽毛翻舞着。这是一个很冷的秋天,风从山冈上吹来。

每天下午,我们都上医院去,我们在薄暮时分穿过市区。有三条通往医院的路,两条沿着运河,可是路途太远,所以人们总是走可以横跨运河的那条。河上有三座桥,都可以走,随你挑选。其中一座上面有个卖炒栗子的女人。站在她的炭火前会周身暖和,炒好的栗子放进口袋里,好一会儿都是热乎乎的。医院很古老,环境也很幽美。一进大门就是个庭院,穿过去,对面又有一扇门,从中出去就到医院了。葬礼的仪式通常从院子里开始。老医院对面有几幢新建的砖砌房屋。每天下午,我们在那里相聚,坐在将为我们治病的理疗椅里。大家彬彬有礼,互相关心地问对方得的是什么病。

医生走到我坐的理疗椅旁问:“战前你最喜欢什么?玩球吗?”

“不错。我喜欢踢足球。”我说。

“好。”他说,“你会重新踢足球的,而且肯定比以前踢得好。”

我的膝关节有问题,从膝盖到踝关节之间的小腿僵直,没有腿肚子似的。据说,理疗椅能使膝关节弯曲得像骑三轮自行车时那样灵活。可是眼下,它还不怎么能弯,理疗器转到膝关节时便倾斜,不灵了。医生说:“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小伙子,你是个幸运儿!你会重新踢足球的,像锦标选手那样。”

我旁边的理疗椅上坐着一位少校。他的一只手小得像只娃娃的手。上下翻动的牵引带夹着那只小手,拍打着僵硬的手指。轮到他做检查时,少校一边对我眨眨眼,一边问医生:“我也能重新踢足球吗,主治大夫?”他的剑术非常高超,战前是意大利最优秀的剑术家。

医生回到后面的诊所里,拿來一张照片,照片拍的是一只萎缩的手,几乎同少校的一样小——那是在整形之前照的,经过治疗后就显得大一点了。少校用那只好手拿着照片,十分仔细地瞧着,问道:“是枪伤吗?”

“工伤。”医生回答。

“很有意思,很有意思。”少校说着,便把照片递还给医生。

“你该有信心了吧?”

“不!”少校答道。

每天,还有三个同我年龄相仿的小伙子到医院来。他们都是米兰人。一个想当律师,一个要做画家,还有一个立志当兵。有时,一天的疗程完毕,我们会一起步行回去,到斯卡拉隔壁的柯华咖啡馆去。因为四人结伴同行,就敢于抄捷径,经过一些激进者的聚居区。那里的人恨我们这些军官。我们走过时,一家酒店里常有人喊叫:“打倒军官!”还有一个年轻人,有时跟我们同路,凑成五个伙伴。他的鼻子毁了,有待整形,脸上暂时蒙着一块黑丝绢。他从军校径直上前线,第一次上火线,一小时后便负了伤。大夫们给他整了形,可是,他出身于一个非常古老的世家,医生怎么也没法使他的鼻子端正。他去过南美洲,曾在一家银行里工作。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我们谁都不知道战事将如何发展,只知道仗还在打,一直在打,不过,我们再也不用上前线了。

我们都佩戴着同样的勋章,除了脸上包着黑丝绢的小伙子,因为他在前线待的时间不长,所以没有得到勋章。那个想当律师、脸色苍白的高个子得了三枚勋章,因为他是意大利突击队的上尉,而我们各自只有一枚。他在前线待过好久,九死一生,故而有些超然物外。其实,我们都有些超脱。除了每天下午在医院里相遇,我们之间没什么更深的交情了。然而,每当我们穿过城里的“禁区”,到柯华咖啡馆去时,或在黑夜中并肩而行,看到酒店里灯光闪烁、听到歌声不绝之际,或者当人行道上男男女女熙来攘往,我们不得不推开众人,才能在大街上前行的时候,便感到我们由于某种类似的遭遇而心意相通,这是那些讨厌我们的人无法理解的。

我们几个都很熟悉柯华咖啡馆,那儿富丽、温暖,灯光也不太炫目,每天总有一段时间人声鼎沸、烟雾弥漫。姑娘们经常坐在桌边,壁架上摆着几份有插图的报纸。柯华咖啡馆的姑娘很有爱国心。我发现,在意大利,最爱国的是咖啡馆的姑娘——我想,她们现在还是爱国的。

起初,因为我佩戴着勋章,那些伙伴对我颇有礼貌,问我是怎样获得勋章的。我便拿出奖状给他们看,上面尽是些冠冕堂皇的词语,诸如“友爱”“克己”等。但是,透过这些词语,可以看出真正的含义:我之所以受奖,仅仅由于我是个美国人。打那以后,伙伴们对我的态度有点变了。尽管跟外人相比,我还是他们的朋友。不错,我是他们的朋友。然而,自从看过奖状上的评语后,他们不再把我当成知心人了,因为经历不同,他们是历尽艰险才得到勋章的。诚然,我负了伤,可大伙儿都明白,战时负伤只是偶然的不幸而已。不过,我从未感到过受之有愧。有时,在黄昏时分,喝得醉醺醺以后,我会想象自己也经历过伙伴们为得到勋章而做的一切。可是,在秋风飒飒的夜晚,路边的店门都关上了,我在空荡荡的街上踽踽独行,尽量挨着街灯走,这时便感到自己绝不可能冒过那种险——我是多么怕死啊!时常,夜间独自躺在床上,一想到死我就害怕,担心重返前线后的光景如何。

然而,其他佩戴勋章的三个伙伴却像三只勇猛的猎鹰。虽然从未打过猎的人可能把我也看作兀鹰,但我不是。对这一点,他们三个很清楚,于是跟我分道扬镳了。不过,那个在前线第一天就挂彩的小伙子同我仍是好朋友,因为他现在根本不明白他会变成一个怎样的人。我喜欢他,因为我想他也不会变成鹰的。这样一来,别人也绝不会把他看作知己。

至于那位少校——杰出的剑术家,他可不相信人是勇敢的。每当我们坐在理疗椅上,他总要不厌其烦地纠正我的意大利语语法。不过,他夸奖我口语流利。我们轻松自如地用意大利语闲聊。有一天,我对他说:“意大利语一学就通,说起来挺容易,我不太有兴趣了。”“喂,不错,”少校说,“那你为什么不研究一下语法呢?”于是,他就教我语法。不久,我感到意大利语完全变了样,以致当我脑子里的语法概念模糊时,就不敢同他交谈了。

我可以肯定,少校并不相信理疗椅,可他总是按时上医院,从不错过一天。在一段时间内,我们谁都不信这玩意儿。有一天,少校甚至说:“这些东西都是在糊弄人。”那时,这种医疗器械刚问世,我们正好被当作试验品。“这真是白痴想出的花样,”他说,“纸上谈兵,跟任何理论一样。”当我学不好意大利语语法时,他骂我是个丢人的大笨蛋,并且说,他自己也是个傻瓜,煞费苦心地来教我。少校虽然长得矮小,却笔挺地坐在理疗椅上,眼睛直盯着墙壁,将右手伸入机器,让牵引带夹着手指翻动。

“要是战争结束了,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的话,你打算干些什么?”少校问我,“注意,语法要正确!”

“回美国。”

“结婚了吗?”

“没有,但很想。”

“你太蠢了。”他看上去很恼火,“一个男人绝不能结婚。”

“为什么,少校先生?”

“别叫我少校先生。”

“为什么男人不应该结婚?”

“不该,就是不该,”他怒气冲冲地说,“即便一个人注定要失去一切,也不该使自己落到要失掉那一切的地步。他不该使自己陷入那种境地。他应当去找不会丧失的东西。”

他说着,眼睛直瞪着前面,显得非常恼怒、痛苦。

“可为什么一定会失去呢?”

“肯定会失去!”他望着墙壁说,然后,低下头看着整形器,使劲地把小手从牵引带里抽出来,在大腿上狠狠地拍了几下。“肯定会失去!”他几乎大吼了,“别跟我争辩!”接着他对看管机器的护理员叫道:“来,把这该死的东西关掉!”

接着,他去另一间诊室接受光疗和按摩了。一会儿,我听见他向医生请求借用电话,后来,门关上了。他重新回到这间房间时,我正坐在另一个理疗椅中。他披着斗篷,戴着帽子,径直朝我坐的地方走来,把一条胳膊搁在我的肩上。“真对不起,”他一边说着,一边用那只好手拍拍我的肩膀,“刚才我太失礼了。我妻子刚去世。请原谅。”

“噢……”我惋惜地说,“非常遗憾。”

他站在那儿,咬着下嘴唇。“忘掉痛苦,”他说,“难哪!”

他的目光越过我,望向窗外。接着,他哭了。“我实在忘不掉悲痛。”他邊说边哽咽着。然后他失声痛哭,又抬起头,茫然呆视着,咬紧嘴唇,泪流满面。接着,他挺起腰杆儿,以军人的姿态,迈过一排排理疗椅,昂然而去。

医生告诉我,少校的妻子很年轻,死于肺炎;少校直到残废不能再打仗后,才同她结婚。她只病了几天,谁也没料到她会死。她过世后的三天内,少校没上医院。之后,当他照常来就诊时,军服的袖子上多了一块黑纱。那时,医院的墙上已经挂满了镶着大镜框的照片,拍着各种病例在治疗前后的不同形状。在少校坐的理疗椅的对面墙壁上,挂着三张照片,都是与他的情况类似的病例,但已经过整形,完全是正常的手了。我不知道医生是打哪儿弄来这些照片的。我一直以为,我们这些人是第一批来试验这些医疗器械的。不过,少校对那些照片很淡漠,他只是向着窗外,凝望着。

(水云间摘自微信公众号“经典短篇阅读小组”,李晨图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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